中新网上海5月29日电 (记者 陈静)记者29日获悉,2019年,上海公共场所控烟状况进一步改善;申城成人吸烟率连续6年稳步下降;但二手烟暴露率有所反弹。上海控烟监管执法部门对两千多家企业及个人处以罚款总计逾268万元人民币(下同)。

92.4%的民众对“抽游烟”表示反感。上海市健促办供图

对家政服务行业基础设施进行一次彻底的数字化升级,建立一个不需要门店的在线化的新型家政行业的闭环,这或许是疫情带给家政业最大的“好处”。这其中也包括培训。针对很多阿姨暂时休息在家的情况,阿姨来了旗下的培训机构“阿姨大学”自2月3日起正式启动线上培训,每天6位讲师线上授课,10天来共有500余人次参与课程。同时,公司还为员工制定了长期线上学习计划,利用这段特殊时间提升技能。

塑料越限越多,成为一个难解的“死结”。

第33个“世界无烟日”将至。上海29日发布2019年上海公共场所控烟状况与成人烟草流行调查核心数据等信息。上海市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病学组同日发布“电子烟专家共识”,明确指出,电子烟烟油加热后产生的烟雾可损伤全身各脏器,甚至致癌。

阿姨来了制定《疫情期间阿姨上户流程》,其中规定履约中的阿姨下户,必须做到无缝对接,原地视频面试;返京阿姨在隔离观察14天后,可安排视频面试,双方认可后客户安排车接。

河南阿姨王彩霞的返工路颇不容易。受疫情影响,老家封路,她无法乘坐公共交通返京。北京的雇主主动去河南接她,凌晨3点出发,到家已是晚上8点。这一路,开车17个小时,往返近2000公里。河北阿姨程俊峰提前结束假期回到北京,雇主为她租了酒店隔离,担心外卖不安全,还往返酒店为她送饭。

零废弃联盟由全国多家公益组织和公众代表共同发起,致力于推动解决垃圾处理问题。团队在工作中发现,政策推行后,大型超市和连锁店执行效果较好,但集贸市场仍是一次性塑料袋使用的重灾区。过去12年,各地执法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针对集贸市场开展治理行动,但市场上的不合格塑料袋总是“春风吹又生”。

国内最早一批进入可降解塑料制品行业的公司出现在1999年,刘伟2006年入行,算是国内第二批从业者。但是,可降解塑料制品叫好不叫座,一批批企业进入,但存活下来的没有几家,刘伟和公司也经历了漫长的痛苦期。在他看来,这个行业最大的困境在于市场容量小,“到2008年,公司技术已经成熟,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市场接受程度低,老百姓认为这种产品贵。”

1986年,铁路上首次使用塑料快餐盒,因为便利性和价格低廉等特点而受到青睐。但大量的白色餐盒被丢弃于铁路沿线,带来了严重的“白色污染”。2001年,原国家经贸委发布紧急通知,要求立即停止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,这是限塑令的最早版本。

2月14日,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告,从即日起,所有返京人员到京后,均应居家或集中观察14天。目前,阿姨来了计划将有条件的门店宿舍改造为隔离点,用于非疫区家政员隔离,所需成本由公司、家政员、客户三方共同分担。但用于隔离的宿舍被房东和物业反对,这又是个难题。

核心数据显示,电子烟现在使用率仍为1.3%。对于电子烟,上海市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病学组发布的“电子烟专家共识”明确指出,电子烟烟油含尼古丁、有机溶剂等,经加热后形成的烟雾含有多种有害物质,可损伤全身各脏器,甚至致癌。电子烟作为戒烟工具尚缺乏循证医学证据,同时也缺乏生产标准和行业监管。“共识”称,应明确电子烟属性和定位,制定电子烟行业标准,对电子烟制造销售全程监管,杜绝向未成年人兜售电子烟;鼓励开展电子烟相关动物和人群研究,进一步明确电子烟的安全性和对戒烟的有效性。

实际上,海南并不是第一个全面推广可降解塑料袋的省份。吉林省从2015年1月1日起,要求在全省范围内禁止生产、销售和提供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、塑料餐具,对可降解塑料制定了专门的标准规定。对于违反规定的企业和个人,将分别处以最高3万元和最高200元的罚款。

“目前大家都在齐心协力,共渡难关,最终的损失可能是政府背一部分,公司背一部分,员工背一部分,每一方都承担一部分,才能最终顺利渡过难关。”陈小华说。

“叫好不叫座”的可降解

但实际上,可再生塑料袋虽然比普通塑料袋贵,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利润丰厚。刘伟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“可再生塑料行业没有暴利,按照利润率来算的话,有可能还不如普通塑料袋。这是加工企业的特点决定的,企业只是收一点加工费。”

需对行业进行数字化升级

公司受到热捧的原因是,赛高新材料是目前海南唯一可生产生物降解材料的企业。海南去年出台《海南省全面禁止生产、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施方案》,从“限塑”到“禁塑”,以负面清单的形式拒绝“白色污染”。从今年4月起,海南重点行业和场所将逐步跟塑料袋、外卖盒等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说再见。

今年以来,海南赛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刘伟频繁前往机场迎接客户。

这些快递使用了大量胶带、包装袋等塑料包装制品。根据绿色和平等三家环保组织去年发布的报告,快递行业在2018年消耗胶带总长度超过398亿米。这些塑料胶带可以缠绕地球近1000圈,2015年这个数字还是425圈。

不过,如何对待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,政策后来出现过摇摆。2013年,国家发改委发布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,将其从淘汰类目录中删除,一次性发泡餐具重新合法化。不过,今年的新限塑令又再次将其拉入黑名单。

对于外卖行业存在的问题,新政提出,全国范围餐饮行业将在2020年底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;从地级城市到区县,餐饮堂食服务将逐步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。到2025年,地级以上城市餐饮外卖领域,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强度下降30%。

“2016年,我们调查发现很少有集贸市场使用达标塑料袋,当时还提出哪个环保组织能把一个集贸市场从不达标转成达标,将给予1万元奖励。”限塑联合调查组发起人姚佳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但没有人敢接下这个任务,都认为不可能完成。

从意见征求到新限塑令的出台,经历了两年时间。“政策制定者起码学了两年塑料知识”,一位不愿具名的塑料行业协会人士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新政在2018年和2019年本来有望出台,但又多次推迟,“很多人都在催政策出台,但为谨慎起见,难以像旧版限塑令一样,迅速推出。”

禁止、松绑政策交替,容易导致限塑效果反弹。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邓义祥此前撰文称:“由于塑料垃圾管理的问题十分复杂,有关塑料管理的相关法规需要反复论证,出台需要十分慎重,尽可能避免前后不一致的问题。”

但限塑令执行十余年,效果如何,一直是争议的焦点。“旧版新塑令有点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感觉”,零废弃联盟政策主任谢新源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限塑令只局限在能提能拎的塑料袋,而超市的塑料托盘、塑料膜、平口袋仍然可以随便使用。特别是在很多超市,盛装散称商品的连卷平口塑料袋泛滥成灾,被毫无节制地使用,甚至被很多人成卷地带回家。有学者称,这引发了“一定的道德危机,部分消费者在购物时趁机大量撕取免费供应的塑料包装袋,以此来代替有偿使用的塑料购物袋。”

2017年9月,环保组织重庆绿联会起诉饿了么、美团和百度外卖三家平台,理由是外卖产生的垃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,要求三家平台为此承担责任。此后,美团与饿了么相继在下单确认页添加了“无需餐具”备注选项,并制定了中长期的环保计划,但效果并不显著。

绿色和平、摆脱塑缚、中华环保联合会等三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的《中国快递包装废弃物生产特征与管理现状研究报告》显示,中国电商“双十一”购物节2009年启动,历经七年时间,交易额于2015年首次突破千亿元规模,2019年突破4000亿元。在快递包装材料中,塑料类包装材料使用85.18万吨,占快递包装材料总重量近百分之十,但塑料用品回收难度远超纸质类。

新政基本涵盖了过去几年广受关注的品类:不可降解塑料袋、农用地膜、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、一次性塑料棉签、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。具体应用场景上,商超、集贸市场、快递、外卖等领域为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重点。

发于2020.4.13总第943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经过四年努力,姚佳和志愿者们调查了全国700多个集贸市场,推动100多个市场使用达标塑料袋,同时塑料袋减量相当可观,估算能节省6000万个塑料袋。不过,姚佳团队调查覆盖的范围,相比整个中国的集贸市场数量而言,只是沧海一粟。以上海市为例,全市就有菜市场989家,微型菜场上千家。

政策失效早就引起了决策者的关注。2018年初,限塑令推行十周年之际,国家发改委在其门户网站上开展了“我为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献策”的活动,征集关于禁限管控的意见和建议。

吉林最早吃螃蟹的禁塑措施当时引起全国关注,不过从执行效果来看,并没有达到目标。去年5月,零废弃联盟在吉林省长春市调研发现,当地禁塑和可降解推广情况不如人意。谢新源介绍,长春市一家产业园共引进过9家生物可降解公司,截至去年5月下旬,3家已经倒闭,3家已长期处于停产状态,还在运转的3家企业或者依靠出口,或者处于持续亏损状态。

一方面,当下一些家庭对阿姨上门有所顾虑;另一方面,有些阿姨也对上户工作存在担心,供需双降是摆在整个家政行业面前的现实。

这次新政规格也明显提升。去年9月,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包括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》等十项意见。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也曾表示:“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将制定‘白色污染’综合治理方案列为重点改革任务。”

“政府部门的责任规定不清,例如环保部门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、住建部门等在塑料垃圾管理的职责没有清楚的划分,导致监管责任难以落实。”邓义祥认为,过去相关规定过于抽象,多为原则性的规定,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惩罚措施较少,不易在实际中执行。

这场疫情使家政服务企业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。

数据不透明,也是治理的困扰之一。对于外卖带来的塑料消耗问题,美团与饿了么等平台都分别制定了环保计划。不过,没有任何一家平台详细公布过塑料包装的使用数量和减量情况。

2019年,平均每小时就有708万件快递发往全国。国家邮政局3月27日发布的《2019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》显示,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35.2亿件,日均快件处理量超1.7亿件。

绿色和平塑料项目主任唐大旻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“餐饮包装用量是商业机密,商户不愿提供给平台。但是,没有具体消耗数据,政府就很难做出科学决策,行业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数据统计体系。”

到家集团CEO陈小华表示:“从近几年数据看,春节后需求会比上一年高峰时期还要高出30%左右。今年疫情的出现,直接让这个行业停摆了。”陈小华估算,全国整个家政行业规模大概在1.5万亿元,涉及70余万企业、3000多万从业人员,今年仅一季度家政行业的损失至少在3000亿元左右。“这对70余万家政企业来讲就是业务寒冬,是至暗时刻。”为防控疫情在家政行业蔓延,上海市商务委要求加强家政企业主体责任,督促返沪家政人员做好属地登记、居家隔离等工作,不得安排隔离未到期人员上岗。密切关注家政人员健康状况,一旦发现异常症状,立即停止服务。

“疫情之下,尽管比例很小,还是有一部分雇主需要家政服务。这就倒逼我们必须要完成服务的升级,把产品、业务流程全面在线化。”陈小华说,“我们之前已经开始在做了,但都认为是下一代平台系统,可以慢慢研发。疫情一来,我们要直接上战场,就必须加速研发和推出,没有退路了。”

自2月10日以来,各行各业已经有不少企业开始逐步复工,但对家政业而言,复工之路更为困难。相对其他行业而言,家政从业人员免不了与人密切接触,在疫情下,更容易令人“不放心”。

连日来,随着各部门相关政策陆续出台,企业复工复产相继推进展开。而对于家政行业来说,由于行业的特殊性,从业人员免不了与人密切接触,其复工之路更为困难。如何度过寒冬,是摆在家政行业以及家政从业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当日,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浩介绍,上海创新控烟监管模式,多部门联合监管,强化控烟综合治理。上海公共场所“无烟具”“无烟蒂”和“室内无吸烟室”场所分别为94.6%、89.6%和98.9%,场所内吸烟发生率进一步降低。

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蒋建国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与以往不同,新政明确设置了完成任务的时间节点。针对不同产品和区域,政府分别制定了2020年、2022年和2025年三个时间节点。

公司现在可以说是炙手可热,开会,接待客户、政府领导成为常态。

1月20日,从媒体报道中察觉到疫情严重性后,阿姨来了成立了应急状态指挥部,迅速做出关闭全国所有门店、停止新阿姨推荐、停止小时工服务等举措。而在此之前,很多阿姨已经踏上了回家路。对家政服务人员来说,春节是一年中难得的与家人团聚的时光,突如其来的疫情令有的阿姨不得不提前返岗。

王彤表示,民众对二手烟危害的正确认知需进一步提升。调查中,民众同时知晓二手烟可导致成人心脏疾病、肺癌、儿童肺部疾病者比例不足半数,较2018年降低9.6个百分点。

2月14日,记者从家政平台阿姨来了了解到,该平台在北京有5200名在岗家政员,春节返乡4160人,目前仅返回200多人。尽管部分客户取消了用工需求,也有客户冻结合同或要求退费,但仍有3220人的用工缺口。

“中国有这么多的商店、农贸市场、餐饮店、流动摊贩等,环境监管部门要想对塑料袋使用实施有效监管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。更何况,一些经营者为了招揽顾客,屡屡玩猫捉老鼠的把戏,明着使用收费塑料袋应付检查,暗地里却免费提供不合格塑料袋。”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讲师杨立民撰文称,集贸市场等场所存在执法监管不能的问题。

饿了么相关负责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“我们虽然能够倡导商户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餐盒、倡导用户选择无需餐具,倡导用户餐后进行正确的垃圾分类,但始终不能够以强制手段制约商户和用户。”

发布会上,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主任吴立明介绍,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,戒烟需要借助专业的指导和帮助。吴立明表示,上海正积极推进戒烟服务网络建设,通过完善戒烟服务资源,建立一体化戒烟服务网络平台,提供便捷、科学、有效的综合戒烟服务,满足不同戒烟人群的需求。

如今,很多行业都在寻求线下转线上的机会,而对家政业而言,这毕竟是一个需要面对面甚至是朝夕相处提供服务的行业。不过,“远程面试,无缝对接”的方式已经在一些公司采用。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促进处处长王彤披露了2019年上海市成人烟草流行调查核心数据。据悉,上海15岁及以上成人吸烟率连续6年稳步下降,但二手烟暴露率有所反弹,民众对二手烟危害认知不足亟待关注。调查结果显示,非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的比例,由2018年的46.7%升至54.6%。上海关于“游烟”的调查显示,经常会遇到“抽游烟”现象者比例达74.5%,马路人行道、交通枢纽等是重灾区。绝大多数民众表示反感。

绿色和平调查发现,平均每单外卖会消耗3.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(杯)。以美团为例,美团外卖是国内最大的外卖平台。去年7月27日,美团网创始人王兴在微博发文称,美团外卖单日完成订单数量突破3000万。就此推算,仅美团外卖一家,日订单就能消耗超过9000万个一次性塑料包装。

随着居民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,塑料垃圾的战场已经逐渐转移到互联网,电商、快递和外卖行业成为了主战场。为解决这些难题,2020年1月19日,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》,该项新政也被称为“新限塑令”,以区别于2008年推出的“限塑令”。

这也意味着,电商平台和外卖平台,既缺乏约束入驻商家的手段,自身也缺乏约束的动力。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蒋建国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快递外卖等新型产业难度在于,政策制定者处于两难之间:是鼓励企业提出解决方案,还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?如果采取强制措施,又会担心影响产业发展。

改革开放至今,限塑令前后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,政策执行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争议。

据央视财经报道,旧版限塑令执行的八年中,全国主要商品零售场所使用的塑料购物袋,共节约了700亿个左右,平均计算下来每年节约87.5亿个。但是,仅2015年,全国快递行业消耗塑料袋约147亿个,国内三大外卖平台一年至少消耗73亿个塑料包装,增量远超减量。

声势浩大的全民限塑运动,出现在2007年后。2007年12月,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》,次年5月商务部、国家发改委及工商总局公布《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》,这两项专项文件被人们称为“限塑令”。限塑令中,最为重要的政策有两条: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厚度小于0.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,即日常所说的超薄塑料购物袋;二是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。

上海场所内吸烟发生率进一步降低。上海市健促办供图

除了这两位阿姨比较幸运,阿姨来了负责人周袁红告诉记者,事实上,这段时间因疫情导致客户恐慌,各种投诉有所增加。有的客户认为,家政公司应有一定预见性,不让家政员回家过年;有的客户认为,家政公司应该负责给家政员做隔离。而家政员隔离期的工资怎么计算,也比较容易产生矛盾。

禁塑工作是海南自贸区建设的12个先导性项目之一。在禁塑后的产品供应上,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、纸制品、布制品等产品可以作为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替代品。可降解塑料制品进行替代的可行性最大,也最受关注。

限塑新政,对于快递和外卖行业给予了重点关注。

“目前,国家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,电商平台不能强制商家使用何种包装制品,也无权通过协议的方式强制推动使用环保塑料制品。”京师杭州电子商务法律事务部副主任郭虎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但休闲娱乐场所、餐饮场所等“重点区域”违规吸烟发生率仍然较高。部分场所,如商业营业场所、学校食堂和生产型企业办公室场所的违规吸烟发生率上升;有近两成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所在地100米范围内有烟草零售店。

58到家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希望与政府、行业协会联合制定家政服务人员素质标准、服务行为标准、设备规范标准,保证从人、行、物三个方面提供健康、正确、安全的家政服务。

统计数据表明,2019年,上海有关控烟监管执法部门共检查单位逾30万家,处罚单位1170家,较去年同期增加14.3%;处罚个人1158人,较去年同期增加30.7%;罚款总金额较去年同期增加13.5%。

“超市卖普通塑料袋能赚钱,但卖降解塑料袋却赚不了钱。如果要增加消费者购买成本,超市也会顾虑客流量减少的问题。农贸市场更不可能用,菜一块钱一把,袋子就两三毛钱,占销售成本的两三成。商贩送不起,顾客也不愿意掏钱。”刘伟无奈地说。

目前,上海共有36家通过规范化建设的戒烟门诊,可为烟民制定个性化的戒烟方案。未来,戒烟服务资源将通过信息化技术互联互通,真正实现“互联网+戒烟”和大数据精准戒烟服务。(完)

针对快递塑料包装存在的问题,新政提出从部分省市试点逐步扩展到全国:“到2022年底,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省市的邮政快递网点,先行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、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,降低不可降解的塑料胶带使用量。到2025年底,全国范围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、塑料胶带、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。”

相比快递,外卖领域的监管难度更大。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监测平台Trustdata发布的数据显示,预计2019年中国外卖行业交易额将达到6035亿元,同比增长三成,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,同时带来的是海量塑料垃圾。

禁止超薄塑料购物袋的政策目标没有完全实现,有偿使用塑料袋也出现了走样。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,在初期,超市商场等塑料袋使用量确实出现锐减,但过了一段时间,当消费者对两三毛钱的“收费杠杆”渐渐麻木之后,塑料袋的使用量又开始大量反弹。“限塑令”成为现实的“卖塑令”,商场通过销售获得了可观收益,成为最大获益方。治理成本转嫁给环境,却没有促进塑料袋绿色生产、销售和回收体系的建立。